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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國CRO快速成長,國際化步伐加速
5月23日訊  “5·20”不僅僅是戀人們表達愛意的日子,對醫藥行業來說,這一天具有特殊的意義。
 
  1747年5月20日,蘇格蘭海軍軍醫JamesLind進行了壞血病臨床試驗,開創了臨床試驗的先河。歐洲臨床研究基礎網絡等國際組織也曾提議將每年的5月20日定為國際臨床試驗日。
 
  臨床試驗對驗證藥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重要意義,也是藥物研發中耗資最多、風險最大的環節之一。為了盡可能多地獲取試驗藥物有效性和安全性數據,企業往往會選擇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步開展多中心臨床試驗,近年來,中國研究者和機構的身影更頻繁地出現在其中。
 
   “臨床試驗國際化是一個必然趨勢。”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臨床試驗中心辦公室主任李寧說。中國藥監部門加入國際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協調會(ICH),中國醫藥研發合同外包服務機構(CRO)快速成長,中國藥物臨床試驗國際化步伐加速。
 
  變化悄然發生
 
  2015年7月22日,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布《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關于開展藥物臨床試驗數據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掀起了一場被稱為“史上最嚴”的臨床試驗數據核查。
 
  現在回頭看,這場行動重塑了中國藥物研發的環境。李寧曾在多個國際場合聽到,外企有關人員以“革命性”這樣的詞來形容這一改變。“‘7·22’大核查以后,中國的新藥研發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政策法規層面的變革更趨于向國際化標準邁進,很受研發者歡迎。”他說。
 
  尤其在中國藥監部門加入ICH后,藥物臨床試驗啟動申請默認制等改革優化了藥品審評審批程序,使研發項目進入臨床試驗環節得到加速。同時,監管部門嚴格的數據核查和不斷充實的技術審評力量,則讓“寬進”的項目“嚴出”,真正催生臨床需要的可信產品。正如李寧所說,一系列改革措施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創新藥的研發,提升了中國臨床試驗的質量。
 
  北京科林利康醫學研究有限公司辦事處之一,科林利康(蘇州)醫學研究有限公司總經理徐純博士曾在多家跨國藥企從事藥物研發工作,近年回國后,他進入科林利康這家專注于臨床階段的CRO,擔任首席醫學官一職。在與眾多企業接觸過程中,他深刻感受到中國本土企業質量意識的提升。“國家對臨床試驗的監管更加嚴格,企業越來越意識到臨床試驗規范化管理的重要性,對CRO的專業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徐純說。
 
  對這一改變,CRO樂見其成。北京科林利康醫學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科學官劉川博士告訴記者,臨床試驗的核心是質量,圍繞質量的三要素是任務范疇、時間成本和資源成本。以往本土企業在尋求CRO合作的過程中,往往希望以最短的時間、最少的成本完成更多的工作,但這三個要素不可能同時達到最大化。
 
   “企業以往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劉川直言,如果CRO要對身為甲方的醫藥企業無限退讓,代價就是在項目管理和執行質量上“打折”,這對藥物研發和患者是不負責任的。而如今隨著中國藥品監管從結果監管轉向過程監管,企業終于意識到,改變質量意識是必行之路。
 
  國際化腳步不止
 
   “我們接觸的本土企業中,無論是從海外回來的創業者或國內原有藥企,都在積極進行新藥研發,仿制藥企也謀求創新轉型,新藥研發的數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徐純說。
 
  據科林利康的一位負責人介紹,過去一年里,企業主營業務量和員工人數均翻了一番,科林利康正服務于眾多國內外企業的新藥研發,支持抗腫瘤、免疫治療、心血管疾病、神經性病變、糖尿病、乙肝等多治療領域的藥物臨床試驗。
 
  科林利康承接的項目中,有不少是新靶點和新治療理念的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劉川觀察到,在海外開展臨床試驗時,以往中國企業多局限在澳大利亞,而如今大部分企業開始選擇在美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進行早期臨床試驗。他認為,這一轉變顯示了中國藥企“走出去”的雄心。
 
  在李寧看來,對于藥物研發,在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臨床試驗尤為必要。以腫瘤為例,他解釋道,腫瘤的影響因素包括環境易感因素和人種因素,這造成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人種所患的腫瘤分型存在差異,比如EGFR突變導致的肺癌在歐美人群中較少,在亞洲人群中較多,這些疾病數據和治療藥物作用數據的獲得,均需要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國際化不能粗暴地理解為在國外做試驗,或是將國際項目轉移到中國,其本質是觀念的改變和行為的規范。”徐純認為,臨床試驗國際化要求藥企和CRO在項目管理系統和操作運營上真正符合ICH原則,要有醫學背景和臨床試驗經驗的人員指導項目,要適時建立相應的質量制度和培訓機制。
 
  中國藥監部門加入ICH后,國內外企業同臺競技鼓點擂響。“中國企業要認識到,ICH標準化不只是監管部門的事情,還是制藥人自己的事情,監管部門搭了臺,企業如果唱不好戲,就沒有人為企業‘買票’,也無法能有資質與國際同行同臺競技。”劉川指出,在國際化平臺上競爭,中國企業必須遵循ICH要求,并加速轉型,“是向全新創新藥攻關?還是做精仿創新藥?中國企業要在二者之間做出權衡和選擇。”
 
  毋庸置疑的是,熟悉ICH原則、管理水平高、經驗豐富的CRO將成為稀缺資源。新的臨床試驗機構大量涌現,企業要高效地篩選出適合自己的臨床試驗機構,監督后者高質量完成研究項目,需要CRO的輔助。
 
   “CRO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優質的CRO不僅能為藥企節省時間和資源,也能作為橋梁,順暢藥品審評中心工作人員和企業的溝通。”劉川補充道。
 
  提供多一個選擇
 
  來自北京的李大姐罹患肺癌。因為病得厲害,家庭經濟困難,去年她選擇成為受試者,并成功入組某項臨床試驗。
 
   “我對臨床試驗很支持,我太受益了!參與臨床試驗后,我的病情好轉,真的太好了!”李大姐的話語中有掩不住的激動。
 
  陳瑩是科睿克(北京)臨床醫學研究有限公司的一名臨床協調員(CRC),負責李大姐所在項目的多位受試者的隨訪工作。在CRC的崗位做了三年,她發現受試者們對臨床試驗的態度不再像過去那么抵觸。
 
   “以往有人認為參與臨床試驗是件壞事,這個認知是非常錯誤的。”李寧表示,參加臨床試驗,鼓勵新藥試驗,對更廣大患者的疾病治療是有利的,對受試者本身也“起碼不是壞事”。
 
   “如果患者參與對照組接受標準治療,對疾病的維持是有利的;如果參與試驗組用了新藥,患者固然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但一個新藥能進展到臨床試驗階段,要經過廠家、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層層把關,患者的安全性是有一定保障的。”李寧補充道,臨床試驗主要研究者(PI)多為醫生,一般情況下,醫生預判在研新藥的效果不會差于目前的標準治療方案后,才會承接相關的臨床試驗項目,所以試驗組的患者其實有潛在獲益的可能。
 
  入組臨床試驗為患者治療提供了另一種疾病治療的選擇,而CRO則為臨床試驗申辦方進行藥物開發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CRO的參與有利于孵化創新企業。”李寧說,一些創新企業有創新靈感和研究技術,但受限于企業規模,如果要運行一個龐大的臨床試驗,企業客觀上面臨挑戰,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將項目外包給專業的CRO,企業可以減輕很多負擔。
 
  正因為藥企觀念的改變和臨床試驗數量的激增,近幾年我國CRO數量快速增長。劉川告訴記者,目前國內各類CRO數量在400家左右,其中有深耕者,也有渾水摸魚者,在中國藥監環境趨嚴,高標準嚴要求下,眾多CRO面臨挑戰,中國CRO行業也勢必經歷大浪淘沙。
 
  我國CRO行業不過20余年發展歷史,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尚不成熟。在李寧看來,新生行業遇到高標準環境,并不是壞事。“直接以高標準來要求‘新人’,有利于行業水平的提高。”李寧說,令人欣喜的是,中國CRO行業的交流氛圍很好,“企業相互交流、相互促進,更有利于行業的長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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